来源： 文/董丛林
曾国藩作为晚清的重臣、名臣，其最显赫的“功业”，在于统帅湘军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消除了所谓“粤匪”对清王朝的致命威胁，并且曾在“两江”和直隶要区担任总督，施治一方，建树政绩。而他在成为湘军统帅之前所有过的为期十多年的京官生涯，则被相对地冲淡。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有历经“七次升迁，连跃十级”之说，那段经历，既为他日后政治上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也在其人生修养方面培植下至为关键的根苗，有着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蕴，耐人寻味。
曾国藩中进士以后并没有把读书仅仅当做一块入仕的敲门砖扔掉，而是作为终生的一大嗜好坚持下来。任职京官期间是他治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期间他把读书与修身密切结合起来。他拜理学名流唐鉴为师。唐鉴告诉曾国藩“读书之法”和“检身之要”，曾国藩觉得深受启发，有“昭然若发蒙也”的感受。曾国藩遵从师教，细读《朱子全书》，同时读经、读史，研求经国济民之道。他遵从师教又能够灵活变通，居京期间，曾向长于考据学的友人讨教学问，后来，更是博览乾嘉训诂诸书。作为一名进士出身的官员，尚能虚心地拜师求教，这本身就是很能显示品格修养的事情。
在检身方面，唐鉴教导曾国藩说，“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意为专一，无杂念）四字”。唐鉴还向曾国藩推荐了检身方面的一位现实榜样——倭仁。倭仁也是一个京官，他在检身方面有一个做法，就是记省察日记。夜晚人静时，便把自己一天来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细细检查一番，将不符合“圣人之道”的东西反省出来记下，以督促自己戒绝。曾国藩也如此效法。看他当时的日记，对爱出游串门、多语巧舌、欠笃欠诚、谑浪无节等多有反省记载，不放弃修身养性的内在追求，目标是达到“内圣外王”之境。曾国藩对自己的修身约束非常严格，订立了12项“课程”：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进行有的放矢的自我警策。作为一个官员，能不随波逐流地趋向恶俗弊习，而努力约束自己恪守正道，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觉。
曾国藩的日常生活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贵而不富”。通常想来，曾国藩既然科举入仕，做了京官，那一定会有丰厚的收入，生活会十分富足，起码绝无入不敷出之虞了吧？实际不然。当年清朝官员的俸禄并不很高，曾国藩，从翰林院检讨做起，从七品，按定例每年俸银45两，俸米45斛，后来升到二品，每年俸银155两，俸米155斛。在官僚阶层的生活环境之中，“随行就市”的日常衣食住行消费，再加上官场必有的应酬，使得曾国藩时常入不敷出，短不了借债，这在他当时的日记和家书等文牍中时有记述，绝非凭空猜测。即使他身为部堂之后，并不富足的状况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纵观曾国藩居职京官期间的日常生活，始终没有花天酒地、骄奢淫逸。这绝不仅是因为收入条件的限制，主要还是因为他能自觉地力求克俭。譬如他升至二品官后，应坐较为奢华的绿呢车，但他从节俭起见，仍乘规格较低的蓝呢车，丝毫不追求排场，并自认为“一切向来俭朴”，日后也基本上一贯是这种作风。
咸丰元年，清朝的危机已经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外患难平，太平天国起义也已在广西爆发。曾国藩当时怀着敢言他人所不敢言的勇气，有股子顺境中锋芒毕露的劲头。他上奏要新皇帝克服和防止施政中“琐碎”、“文饰”、“骄矜”的三大弊端，有所“振刷”，以应对形势。咸丰帝没等把奏折看完便龙颜震怒，掷折于地，立召有关大臣欲议治曾国藩的渎上之罪。幸亏有权臣替他苦苦求情，咸丰帝为显示自己宽宏大度、虚衷纳谏，不但没治曾国藩的罪，而且还“优诏褒答”，表扬了他几句。曾国藩闻知内情，自然先是惊出一身冷汗，尔后感叹事情最终有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万幸。吃一堑，长一智，他在家书中说，“此后奏折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
品味曾国藩的京官生活，现代人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历史资鉴。像曾国藩做官而能自觉坚持读书学习，注重修身养性，以及生活上不求奢华、力求简朴的做法，所体现出来的自省、自励精神，在当时官场上腐败浊流横溢、浑浑噩噩习以为常的环境中，不能不说是显出一些清新、特异和积极之处，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中体察和思考与之相关联的社会背景、官场环境和朝政情形。如从曾国藩的激言进谏之事中，可以了解皇权专制对朝臣职能的限制和对其正常人性的扭曲，真正的诤臣是很难做的，我们确实不能苛责古人为什么不能总是直陈己见而屡见其媚上邀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