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本刊原创 文/张宜良 周纯丹
王荣在基层调研金融创新
体制改革，直面既成利益格局
让我们先把目光放大。
改革开放30多年中，深圳之路已经被放大到全国。经过紧锣密鼓的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崛起，国力强大。按照当年的市场经济改革要求，深圳“试验田”可以说已然大功告成。
但是，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停止，新的问题依然涌现。深圳“功成”不能“身退”，改革需要再出发。
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胡锦涛总书记亲临深圳，明确指出：“经济特区不仅应该继续办下去，而且应该办得更好”。2013年春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离京视察的“第一站”，就选择在深圳。新晋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也选择深圳作为自己考察广东的第一个地方。
一切再清楚不过地传达了中央、省委的要求：深圳的改革，要继续拿出勇气和办法来。王荣领导下的深圳积极相应，
是的，定位不一样。深圳要挺进改革的深水区，已经是从北京到深圳的共识和共同决心。而改革的勇气，又体现在哪里呢？
话说2012年深圳政协会议，平素儒雅低调的市委书记王荣，突然来了一场“个性发话”，热传媒体：“以我的收入，在大酒店请不起一顿饭。……茅台那么贵，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对不会攀升到那个价格。”
那一段，围绕公款消费茅台酒的问题，有过一场不小的风波。一方面是舆论反对官员消费价格高昂的茅台酒，认为奢靡浪费，滋生贪腐；一方面，在贵州当地，包括茅台酒厂和政府官员，却极力辩解，认为罪不在酒、茅台不是唯一高价酒云云。王荣的发言插上一脚，把公款吃喝的问题再次推向风口浪尖。
是的，若茅台不让公款消费，有的人财路受损，自然很不乐意；而有的官员喝惯了茅台，没有茅台还吃不下饭，也不乐意。但是，如果继续允许公款消费天价茅台，纳税人更是不乐意……这，就是改革的博弈。
“茅台事件”只是个例子。甚至，只是个比喻。
体制改革涉及的问题万万千，比一个酒的问题深入得多，复杂得多。
从王安石到邓小平，从胡服骑射到百日维新，改革历来不是请客吃饭。改革要触动体制，而体制又牵扯千丝万缕的利益，利益受损者不肯接受，习惯于旧体制的人也会惶惶不知所以，有情绪抵触。
以审批制度改革为例。2013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上台，明确提出“市场能管的，让市场管理；政府可以不管的，坚决不管”。这种要求，显然是针对某些政府部门的滥权——由于不正当利益驱使，在市场审批过程上下其手，攫取利益，屡屡酿成群众意见大、影响市场公平效率的事件。
如果要改审批权，那些过去以此大获“油水”的人显然不支持。在原有体制下，企业审批不仅是手续问题，还是关系学、“经济学”问题。若没有好处费，只能面临“领导出差”、“上会讨论”或“正在研究”，把市场商机给晾黄了，而领导工资照领、奖金照发。
另外，那些习惯于看材料、走程序、签字过关的审批官员，也不能习惯。若离开了“把守大门”的权力，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管理。
而早在1月，《人民日报》刊登王荣的文章，就已经颇有前瞻性地提出：深圳要努力从“前置审批”向“事后监管”转变。
还是借茅台酒的比喻，在王荣看来，茅台酒那么贵，是因为有大量公款消费在喝它；如果官员让路、不喝茅台，那么正常的供求关系自然会调节它的合理价格。对此，王荣恰当地评价为“公款吃喝扰乱了市场秩序”。
同理，在市场准入当中，如果权力让路，企业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商业运转自然快捷得多，经营衔接自然要流畅得多，而且大大提升了制度性的反腐倡廉：反腐不能单单寄望于官员的个人操守，还要从顶层设计上查原因、开方子。
显然，这样的改革会阻力重重，但也势在必行。
2013年初，王荣领导下的深圳，在商事改革方面，在全国率先吃了一回“大螃蟹”：不用验资、不用验场地，登记备案即可注册深圳公司。此举轰动一时，令人再次对特区刮目相看。央视以《深圳：改革引发企业注册潮》为主题，报道了深圳福田工商分局人潮涌动、连夜注册企业的惊人景象——“现在注册资本由实缴改成了认缴，只要写明认缴数额，以后慢慢缴纳就行。而以前注册时必须提交的经营场所证明，现在也改成了只留个地址就行。……深圳市政府介绍，之所以在全国率先改革企业注册制度，就是要让那些想创业的人在深圳找到空间。……改革开放30年，深圳原有的资源和政策优势已经不再明显，必须在发展环境上寻找新的突破口。”
这话说得好。深圳就是要在管理体制上求破题，在创业环境优化方面找出路，才能继续担纲改革先锋的角色。
看央视画面，一张张年轻的脸热情涌动着，这场景仿佛让人回到二十多年前，深圳人到证交所通宵排队，开户炒股……深圳，正因为勇于创新，在绵延的中国改革进程中，永葆青春活力。
